药品腐败

　　药品重新核审并非全盘否定过去

　　记者(以下简称“记”):去年两会上您责问国家药监局“一药多名”，大家都记忆犹新。这一年来，齐二药、欣弗等假药事件让老百姓都说“不敢吃药”，以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为首的药监系统集体腐败问题，更震惊中央。您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钟南山(以下简称“钟”):药品的问题确实令人震惊。现在国家提出要把15万多种药品重新审核，有很多人说，这是不是意味着过去几年药监部门做的都是错的呢？我看，不宜一棍子打死。例如，把药品审批权由地方上归国家，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过去各地标准各异，现在国家统起来的，质量更有保证，这就对监督提出更高要求。

　　药监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政务不够公开，药品审批暗箱操作的多，有贿赂寻租的空间。过去一些药品报批送上去往往杳无回音，而有的近水楼台就先得月，操作不规范。二是缺乏监督，欧美的药品监管体制，设立一个药品质量监理(QP)角色，一旦出现药品问题，这个QP将是第一责任人。我们国家还没有。所以我觉得药监部门的改革，应该重点在这两方面下功夫，审批流程应该清晰公开，建立监督机制。

　　记:最近国家药监局、卫生部都提出，要设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您觉得有用吗？

　　钟:我非常支持。现在很多廉价老药利润低，药厂不愿意生产，或者换个包装就升价，结果吃亏的还是老百姓。像治疗酸中毒的老药碳酸氢钠，都很难找了。现在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由专家遴选出一个基本药物目录，鼓励药厂通过简化包装、定点生产、统一配送等方式，减少中间流通环节，为农村和社区提供安全、有效、价廉的基本药物。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应该尽快落实。

　　求解看病难

　　培养“全能”社区医生一入学就学全科

　　记:除了药监问题，钟院士还有何关注点？将提交什么提案？

　　钟:今年还是重点关注民生问题。前些年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很快，但公益性事业发展得不够快，突出表现在医疗、教育等方面。

　　我今年准备提加快发展社区医疗的问题。去年胡锦涛主席、吴仪副总理都提出来了，强调医疗的公益性，完善城乡基层卫生网络。关键是政府要加大投入，今天香港唐英年刚公布的财政预算，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占了14.8％，而我们内地还不超过5％，投入力度还远远不够。

　　记:您一直强调，做好社区医疗，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关键。

　　钟:是啊。

　　但现在老百姓为什么不愿意去社区医院？一是设备差，二是人员素质低，信不过。现在广州社区医生里中专、大专学历的超过60％，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下社区的寥寥无几。

　　所以我建议，除了政府要加大投入、改善社区医院设备，我们的全科医生人才培养也要跟上。现在国内有两种模式，一是像英美一样，一般医学本科生毕业后轮科3—5年，然后当社区医生。但周期太长，而且不一定适应国情。二是从本科生一进校，就专门进行5年的全科医学知识灌输，毕业后再到大医院锻炼两年，就下社区。现在广州医学院正在进行这种探索，我建议全国各地也应积极开展，培养多些社区全科医生，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轻松、便宜看小病，学习防病知识。

　　医患失和

　　医生除了会看病还要学沟通

　　记:近年来人们对医务人员的议论越来越多。去年深圳山厦医院医生戴钢盔防“医闹”的事件，更暴露了目前医患关系的紧张。您有什么看法呢？

　　钟:“医闹”本质上跟敲诈勒索差不多，应该严厉打击。但医患关系紧张、“医闹”的产生，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有上面讲的政府投入少的问题，有医生的问题，也有医患之间沟通不足的问题。我认为，医护人员不应该士气低落，而应该切实负起我们的责任。现在全国医学界正在开展一场医学人文教育活动，医生除了要像以前一样看好病，还要懂得如何与患者主动沟通，取得信任。

　　我们讲医者父母心，尽管再忙，但有时候多一句耐心的解释，多一个笑容，就可以消除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和纠纷。医患和谐，医生要多做一些事情。(本报记者 陈枫 蒲荔子 严丽君 通讯员 贺小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