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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闹大家谈 医务人员妖魔化医患对立根源

中经BP社》 ( 日期:2007-03-07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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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渡依赖医疗机构的公立性,公共财政和医疗机构补偿预算却长期缺位,医务人员补偿不足,加之治理机制建设滞后,必然导致医务领域黑白不分,医患关系呈畸形态势

  据媒体报道,1月24日上海闵行公安分局莘庄派出所将与闵行区中心医院正式签约,莘庄派出所选调专管民警和治安联防队员直接派驻到医院,保护医务人员以及就医病人的财产安全。
 
  这不由让我们感叹“医闹猛于虎也”。“医闹”现象是医患关系紧张的真实写照。当前关于这一问题从各个角度的分析也一直见诸于报端。如果从公共管理角度审视这种现象,不难发现这是中国医疗卫生改革中公共选择失误的结果。

  医疗体制“一公二欠”,治理机制建设滞后

  “一公”即公立医院过多,“二欠”即医务人员补充不足。

  中国城镇医疗机构的90%以上都姓公,包括政府医院和大学医院,属于事业单位之列,而财务制度却并非如此。公立医院的土地、房产大多由政府提供,而设备和行政费用补偿却因财务标准陈旧而严重不足,人工费几乎等于退休费用。政府和公众忽略了一个现象,在医疗服务第一线辛辛苦苦工作的白衣天使被“饿”了起来,他们需要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尽管法制滞后,医院和医生却需要立即按照市场化原则解决医院发展和医务人员补偿的资金来源;同时,公立医院财务制度缺乏规范,医院开始追求营利,已经成为不纳税的营利机构。

  这种“一公二欠”的现象是公共选择失误的写照。过度依赖医疗机构的公立性,公共财政和医疗机构补偿预算却长期缺位,医务人员补偿不足,加之治理机制建设滞后,必然导致医务领域黑白不分,医患关系呈畸形态势,且日益紧张起来,任其发展则后患无穷。一个医生补偿与自律、医院管理、第三方付费制约和社会评价与监督的医疗服务治理机制在中国尚缺位,上述主体之间关系不协调。医院机构在这种缺乏法制和有效管理的情况下开始自负盈亏,医务人员开始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医生群体人力资本最高,其工作岗位具有归集、研制、生产信息并售后服务的功能和特征,且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为服务对象,自有生财之道。什么红包、药品回扣和大处方之类,哪个都是人们赶着送上来的。在此无序竞争环境下,医务领域难免出现不择手段赚钱的辱没白衣天使的恶魔,一经媒体渲染便家喻户晓,人们对医务人员的偏见由此而生。

  医务人员被妖魔化的社会成本

  医务人员一旦被妖魔化将影响广大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甚至扭曲他们的心理,其社会成本极高,直接影响到医疗服务的成本和质量。

  首先,看病贵的问题难以解决。由于人口老龄化、科技进步等原因,医疗服务成本具有上升趋势,只有加强医疗服务管理才可能抑制医疗成本。这与医生的心理、素质和敬业精神密切相关,因为医生是掌握医疗服务信息和决定医疗服务成本的第一人。

  其次,医生心态被扭曲。在缺乏医疗服务行为标准和评价机制的条件下,社会充斥医务人员被妖魔化的宣传,此时出台医疗纠纷处理法并执行举证倒置(法律制度本身没有问题,是执行法律的外部环境处理问题),必然扭曲医生心态——面对患者不是治病救人,而是“防范为己”,为此增加了不必要的检查和减少了合理的服务。

  最后,由于缺乏法制和评价标准,加重医患关系的紧张度,一些缺乏公德的人便乘虚而入,在医患之间以“医闹”营利,更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出现在深圳医务人员戴着钢盔的现象正是这种社会问题的反映。

  改善医患关系的公共选择

  目前,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各政府部门介入,全民参与的医疗体制改革大讨论的局面,成为媒体和社会舆论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以往各项改革从未出现如此局面,其实这种参与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新的医疗体制必然在政府部门之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酝酿,改变以往政府部门“闭门造车”的局面。此时,媒体需要为医院和医生开门,让政府和百姓听听他们的声音,免得他们在医院里戴钢盔,令世人不解。

  笔者认为,改变这种局面应当从尊重医疗和建立医生自律机制做起,无论医生在哪里,包括公立医院、非公立医院和社区医疗服务机构。首先,尊重医生即承认医生劳动价值和建立适合医生特点的薪酬制度,将医生工作量、年功和患者满意度作为补偿要素,隔离处方和医院营利的关系。其次,让医生管理医生,发挥医学会、医师协会、卫生经济学会等组织的作用,建立医疗服务行为标准和医师进入与退出机制。第三,将医疗卫生知识作为公共品,以政府为主导向公民提供,让信息武装的患者、公众监督和专业机构来评价医务服务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第四,促进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保护他们与医疗机构进行谈判的权力,从而实现第三方付费制对医疗机构的制约作用。

  总之,医疗服务涉及每个人的健康安全,是个社会问题。解决医患关系的制度安排必须有相关人的参与,并经过社会公众讨论,以便在不同群体和政府部门之间取得共识。忽略任何一方的权利和利益都将导致公共政策失去平衡,甚至扭曲人们的心态,以至于出现负面效应。

  “医闹”大家谈

  官员说:2006年,“医患关系紧张”已经逐步上升为“暴力行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医药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医闹”现象已经不仅仅是医患矛盾了,最后已经变成一种利益问题。对于患者家属去医院打医生、砸医院的现象,医疗工作立法应该加快,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医生和医疗工作的开展。

  律师说:医患之间产生矛盾是正常的社会现象,只能减少,不能杜绝。究其原因主要是患者及其家属较高的期望值和医院有限的技术设备和力量之间的矛盾,或是医院操作失误致使医疗事故发生,院方未予很好处理或患者及家属有过分要求。院方和患方都有自己的合法权利需要维护,院方有正常工作不受干扰、医护人员有身体和健康不受侵犯的权利,这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均有体现;作为患方对治疗方案及可能发生的后果及医疗事故的处理规定享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医院无权违反患者意志;作为患方则应充分行使知情权和选择权,并采取合法的方式和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医生说:袭医事件之所以频繁发生,主要因为医患双方沟通不足。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患者对医院充满过高的期望,一旦希望落空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医患矛盾。二是医疗费用的增长与患者的经济承受力之间发生矛盾时,患者往往迁怒于医生。三是现有的医学模式使患者往往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医生与患者的认识难免发生偏差,从而造成误会。

  患者说:长期以来患者在医疗服务中都是处于被动地位,而医生则总是处于主动地位。是否需要检查,做哪些检查;是否需要用药及用药的品种等都是由医生决定的,我们只能无条件服从。出了问题,我们往往不知道该找哪里,该去问谁,情急之下多数选择了最简单的发泄方式——辱骂和殴打。其实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可按他们说的鉴定程序走至少得一年,再说鉴定费好几千块,现在鉴定的人也都是医院的,万一他们做手脚怎么办?到时候又搭钱又白费劲。

  专家说:公力救济渠道不通畅是“医闹”出现的直接原因。高昂的诉讼成本、繁琐复杂的医疗鉴定程序和冗长费时的赔偿手续让很多希望通过司法渠道解决问题的患者望而却步。而且,不少患者对维权方法缺乏了解,法律对他们的权利保障机制亦不完善,在医患信息不平等的前提下,患者难免会选择通过非法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59.----------------------------------------------------------

评论:钟南山委员的“公道话”更像反讽
大河网-大河报

   3月3日,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的钟南山委员又出惊人之语,为他曾经指责过的药监局说起了“公道话”:“确实,药监局有很多错,但据我所知,药监局对真正的新药审批是很严格的。”他举了自己的一个例子:“我从1994年开始申请一种一类新药,现在药监局还在审批。
 
    我觉得在一类新药的审批上药监局的做法是正确的。”(见新华社3月4日消息)

  钟院士去年高调问政的精神至今让人口耳相传。在去年全国两会上,钟南山在政协医卫界会议上发言。谈到“一药多名”现象时,钟南山说:“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我要问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药价虚高和新药审批把关不严有密切的关系,国家药监局已经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就是证明。”钟南山委员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药监局。正是因为他的这番话太深入人心,也正是因为钟南山去年对国家药监局的针砭酣畅淋漓,更因为国家药监局正处于风口浪尖的舆论焦点,公众一下子接受不了他为药监局说的“公道话”。

  钟南山反对将药监部门“一棍子打死”,不乏正当性和合理性。但是,钟南山为论证药监局对新药审批严格,而拿出切身的例子——“我从1994年开始申请一种一类新药,现在药监局还在审批”来证明“在一类新药的审批上药监局的做法是正确的”,这种论证显然不太符合逻辑。如果是真正的新药,如果符合审批规定,即使要求严格,也未必需要10多年时间吧!相反,对恰恰是许多不符合审批规定的所谓新药,在利益的驱使下,药监局偏偏一路绿灯。该通过的不予通过,不该通过的偏偏放行,这与审批严格何干?又岂能证明药监局的做法正确?

  有网友对他戏谑道:“太天真了。卡你大脖子还以为认真。太可笑了,药监局一年就批了10009种新药,竟没有堂堂院士的,是水平低,还是路子不对?”该网友的戏谑虽有些尖刻,但也是实情。在新药审批面前,名人没有特权,金钱也不是通行证,但年批一万多种新药,作为一名“做了四十五年大夫”的钟院士,申请新药为何迟迟无果?难道果真如人所言因为钟南山没有钱财探路?举一个不恰当的假设,如果钟南山也如某些不良厂商一样,头脑“活络”些,拿钱“意思意思”,所申请的新药没准早就大开方便之门了,因为药监局的某些头头的确见钱眼开,而某些药商也的确奉行“舍得孩子套得狼”的逻辑。

  因此,我更愿意把钟南山的“公道话”当作一种故意对药监局的反讽。其潜台词可能是:“你堂堂国家药监局一年就通过一万多种新药,我10多年申请的新药却通不过!”两相比照,让人品味。

  更值得咀嚼的是,从去年钟南山怒指“药价虚高和审批不严”并预言“国家药监局已经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可以看出,钟南山对药监局审批不严早已心知肚明,并且满怀激愤,不然不会在两会上如此怒形于色。如今,又反过来说药监局审批严格,不恰恰是一种绝妙的反讽吗?笔者认为,钟南山所谓的“公道话”,比去年的高调怒斥更显力度,他以亲身经历证明了药监局审批不严,是伪审批,是良莠不分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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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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