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人大代表乃东红日前披露，全国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500亿元。“政府投入不足”几乎是医疗领域一切症结所在，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医药卫生总体水平仅排在第144位；卫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是全世界倒数第4位；有人称其为“中国改革之耻”。

　　近年来，政府在医疗领域投入了多少？如果在短时期内难以加大投入，又该如何将现有资金合理、公平地配置呢？

　　政府投入只占2.7%

　　刚结束的“两会”上有这样一个场景：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参加医卫组小组讨论时，问在座的委员们：“你们说，我们现在的医疗究竟该怎么办？”一些委员不约而同地表示，“给钱！”的确，一直以来，政府在医疗领域投入不足，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发达国家的医疗开支均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0％以上，即使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非洲国家赞比亚，也达到了5.8％，而中国只占2.7％。

　　“从前在财政部的时候给卫生投的钱太少了。”这是高强部长上任后的一句玩笑话。但在某医学院学生小张看来，政府投入少的根本原因就是医疗无法拉动GDP。“这不明摆着吗？把钱投给医疗，看上去就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根本拉动不了GDP。其实，只有医疗卫生搞好了，GDP才能上去，毕竟这是关乎生命的大事啊！”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施作霖认为，自1998年，从政府决定把整个医疗事业推向市场开始，这步棋就下错了，根源在于没把“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作为义务和责任。“在世界卫生组织的192个成员国里边，我们的医疗公平性列倒数第四位。而那些经济水平落后于我们的国家，如印度，其医疗开支占GDP的6.1％。1949年，印度通过的第一部宪法中就明确规定，所有国民都享受免费医疗。就目前来说，由于我国医疗市场的惯性已经形成，想一下扭过来很难。在国家对科教文卫的投入中，科学占几千亿，教育占几千亿，而卫生只占到300来亿，这是远远不够的。”

　　但和自身相比，中国政府的投入还是呈上升趋势的。2006年政府卫生投入比2002年增长了一倍多，今年国家用于卫生的支出比去年增长了86%，这的确是个可喜的现象。然而，想通过国家投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似乎不太现实。“如果全部由财政安排，将占到政府预算的1/4以上。”高强部长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认为，政府投入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不患寡而患不均”

　　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据中国科学院的调查显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让我们再看看以下两组数字——第一组：城市医院病床的入住率，上世纪80年代平均为35%，现在为65%。说明来城市医院看病的人在增加。

　　第二组：农村乡镇卫生从业人员数，上世纪70年代平均为350万人，最近降为不到50万人。说明农村医疗资源日渐贫瘠。

　　在外企工作的赵女士的话恐怕代表了不少老百姓的心声。“我想问的是，投入不足真是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吗？不公平应该才是吧。如果不能保证把钱用到百姓身上，而仍将绝大部分用于干部的医疗保健上，即使政府投入再多，也是白搭！”

　　对这一说法，施作霖的态度则平缓、宽容得多。他认为，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大多数病房住的是离休干部，这些人的保健问题成了困难，这部分钱不能省。然而，政府确实应加大投入，提高老百姓的那部分份额，缩小两者差距。“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哪里省出这一部分钱。在国家4万亿财政中，公车占2000亿，行政开支占2000亿，楼堂馆所建设占2000亿—3000亿，只要每个里面拿出一点给老百姓，就能解决问题了。”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永州市副市长戴菊芳说，分配不均更突出地体现在农村和城市间。首先，20％的城市人口占用了80％的医疗资源和设施，而80％的农村人口只占用了20％的医疗资源和设施。“目前国内大部分农村乡镇卫生院设备陈旧落后；卫生技术人员业务能力差。我建议，国家应拨出专项资金用于乡镇卫生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方廷钰称，他在农村调研时看到，虽然国家花了很多钱修了县一级疾控中心，但很多只有房间没有设备。“农民们形象地说，‘以前是在马车上看电视，现在在沙发上看电视’——还是没有用武之地。可见，基本的设备、检查手段和稳定的医生队伍对农村医疗来说，一样都不能少。”

　　投入应该补需方还是供方

　　关于政府医疗投入的方向，还存在另一个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应投给医疗服务的需方（患者），通过帮百姓参加医保，向医院购买医疗服务；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投给医疗服务的供方（医院），以减免医疗费的方式让利给患者。

　　赵女士：当然要投给老百姓了，如果投给医院，谁知道它是拿去添置硬件设备，还是给医生发红包了？到时候，老百姓看病照样还那么贵。

　　施作霖：政府投入应该切实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目前，政府投入更多的是硬件建设，包括医疗设备、医务人员的工资奖金等，但往老百姓身上投的钱还远远不够。从我国的财政收入看，今年接近4万亿，完全有实力把基本的医疗保障建好。除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外，还要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老百姓如果生了重病、大病，到医院治疗，就需要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来抵御经济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吴以岭：资金投给医院是必要的，但要看投的是什么医院。现在的情况是，国家有限的卫生投入80%都去了大城市的大医院，其中主要用来加强基础建设。但实际上，对大医院的投资，应向科研经费倾斜：完善社区医院，让大医院多承担针对疑难病症的科研任务。

　　除了这些，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急需“营养”——重大疾病的预防。因为导致人们因病返贫的往往是大病。我们可以从大病统筹入手，逐步过渡到全民医保。

　　方廷钰：不能盲目扩大医院规模。3000床变5000床容易，但要保证医疗服务水平很难。在很多医院，还有一些带套间、秘书间的所谓高干病房。据我了解，其中大部分都空着。医院是针对全体人民的，不宜搞太多特殊化的东西。

　　国外政府如何投入

　　本报驻巴西特约记者鲁扬：在医疗制度方面，巴西采取的是“统一医疗体系”（SUS），实行以全民免费医疗为主，个人医疗保险为辅的制度。

　　“统一医疗体系”覆盖巴西90%的人口，由全国所有的公立卫生站、医院及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聘用的私立医疗等机构组成，有联邦、州和市三级卫生系统领导。居民看病必须先到所在社区的卫生站；如果医治不好，则根据病情分级，转向设备和医生水平较高的二、三级医院。其好处是可以合理配置人力和医疗设备，避免患者不管大病小病都到大医院就诊。

　　巴西的医疗投入由联邦、州和市三级财政共同负责，用于有关医疗的一切开支。为减轻药费负担，巴西推广许多国产的仿制药，其价格比名牌药品平均低40%。卫生部还与市政府和慈善机构合作，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了100家低价药房，以成本价供应84种药品，可治疗80%的常见病，药品价格比市场价低40%—85%。

　　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郭怡红：据美国疾病控制防疫中心2006年报告，2004年，全美国花在医疗方面的支出总共是1.9兆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7.9%。美国在医药卫生方面的总开支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

　　据了解，70%的65岁以下美国民众都加入了某种医疗保险计划，多数是通过工作机构加入了私立保险公司的团体保险计划。但病人自己也需要付一定费用。以纽约市公立学校教职员为例，每次看病需付15美元或20美元的自付款，住院费用的自付额是20%。美国动手术的费用动辄几千、上万美元，医药开销对许多家庭是很大的负担，许多人甚至因此破产。▲